藍光

以恋爱心理学分析《春秋左氏传》，对读《东周列国志》：探究急子与公子寿之同志情爱

提　要

　　《春秋左氏传》（以下简称《左传》、《传》），于桓公十六年记卫宣公太子急子（？－前701年，即公子伋）遭刺杀，以及卫侯朔（即公子朔、卫惠公，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669年）因何出奔之事，然而在春秋经文中，仅记载：「十有一月，卫侯朔出奔齐[1]。」

　　自春秋经至《左传》已新增一定篇幅的历史叙述，至明代冯梦龙（1574年－1646年），于《东周列国志．第十二回　卫宣公筑台纳媳　高渠弥乘间易君》[2]，敷衍成篇，故事更为巨细靡遗，急子与公子寿之间超越兄弟的情谊，随着时代的推演，叙述得更加完整。笔者拟藉由同志理论研究以及恋爱心理学，来探析并解构二子之间的特殊情感，对春秋学中涵盖的同志之情，做更为深入的跨领域研究[3]。

 

关键字：左传、东周列国志、冯梦龙、急子、公子伋、公子寿、卫国、同志、恋爱心理

 

 

一、      前言

 

　　中国古代的同性恋史可谓渊远流长，《尚书．卷第八．商书．伊训》[4]：

敢有殉于货色、恒于游畋，时谓淫风。敢有侮圣言，逆忠直，远耆德，比顽童，时谓乱风。」孔安国于《尚书正义．虞夏周书》[5]传曰：「童稚顽嚣亲比之，是荒乱之风俗。」「比」字即「亲昵」之意[6]，矛锋说：「其一就是『比顽童』，即搞同性恋，顽童即娈童。[7]

 

或可证成中国最早的同性恋文献，由此可知早从商代以来，同性恋的行为已经开始，且直到清代都未曾断绝，民国时陈莲痕于《同治嫖院》记载同治皇帝寻访男娼院的记载如下：

 

恰巧那私坊乃是三等货色。因为这时京城里卖淫生涯，窑姐儿远不及像姑的兴旺，但是像姑的规例，比较的高尚。头等私坊，生客不能进门，二等的虽是人人可以进去，但却不能立刻达到实行之目的，惟有三等却是随时可办到的。现在同治皇帝跨进那家俬坊，也有王八迎着，引进一间小屋，屋里边坐着一名孩子，年可十五六岁，名唤小樱桃，生得也有几分可取。王八便自出来，把门掩着。同治皇帝心想：『这里到是划一不二价的。』趁了一时狂兴，复做了一出特别武剧。歇了片时，天已将晓，便忙的开发像姑银子。[8]

 

　　书中记载，同治皇帝所嫖，有男有女，女是一般的妓女，男则是文中的小樱桃，即所谓的「小像姑」，通常为十五六岁的孩子，与《尚书》所言之「比顽童」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治嫖院》文中二十三回所叙：

 

李莲英因他事离了干清宫，只剩几名小宫监在旁，也没有别人在屋内，同治皇帝忍欲不过，也顾不得生死存亡，和小宫监干起那勾当来。同治皇帝自从领略像姑的风味以后，对于此道，也很内行。

 

可证像姑性别为男，即男娼，明人习称小倌、相公之意，因此文中说同治「对于此道，也很内行」，以房事而言，便是后庭花、走后门之意。

　　矛锋说：「春秋战国时代、汉代、魏晋南北朝时代、明清两代形成了中国古代同性恋文学的四次高峰。」[9]可见先秦时期的同性恋情应是遍地开花。《左传》中的同志文献记载，在《断袖文编》中共计有十八则，录于卷一第六页至第十页。除了晋献公养男宠梁五与东关嬖五以外，杨伯峻于〈僖公十七年〉注曰：「古或变言男女为外内，如《传》有外嬖与内嬖。内谓妇女。」[10]可见不只是散见在其余的古籍中，在《左传》中的同性恋记载，亦不少见。

　　本文欲探讨急子与公子寿之同志情谊，常人看来，可能是兄弟或知己之情，然而，若说是兄弟之情，与《左传》中其他兄弟对读，如卫国的公子朔与公子寿即相互仇视，郑庄公与共叔段亦一例，全书翻开，几乎无哪一对兄弟如急子与公子寿这般交好，这种现象或可证明，若是以兄弟之情观之，则这对兄弟档在《传》中的描写具有相当大的特殊性。若是以知己之情观之，像公子寿一样为了急子而死的，《传》中有鉏麑、提弥明[11]为赵盾而死，寺人费为齐襄公而死等例子，自这几例综观看来，鉏麑与赵盾素不相识，寺人费被襄公鞭笞，三者之中，可能只有提弥明与赵盾的情感，可与急子、公子寿相较，然而碍于《传》的篇幅描述，除了提弥明斗死于宫中一段以外，读者未可知道在私下提弥明与赵盾的互动为何，因此在《左传》之中，情感较为明晰，两人之间的互动脉络较为明显，疑为同志关系的组合，以急子与公子寿以及州吁和石厚这两对最为突出，此次以急子与公子寿为研究对象，日后若有机会从事同领域研究，亦可朝州吁、石厚之情事，再行深入解析。

　　本文拟自《左传．桓公十六年》与《东周列国志．第十二回》的对读，梳理兄弟二人的特殊情谊，首先厘清公子寿出于何种情感，为何愿意代替急子而死，再藉由陈述分析《东周列国志》中冯梦龙的铺叙，将《左传》未叙的含蓄情感呈显于读者的面前。

 

二、理论分析《左传》二子记载

　　急子与公子寿的故事于《春秋左传注》记载篇幅为两页，全文如下：

 

初，卫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属诸右公子。为之娶于齐，而美，公取之，生寿及朔，属寿于左公子。夷姜缢。宣姜与公子朔构急子。公使诸齐，使盗待诸莘，将杀之。寿子告之，使行。不可，曰：「弃父之命，恶用子矣！有无父之国则可也。」及行，饮以酒，寿子载其旌以先，盗杀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请杀我乎！」又杀之。[12]

 

公子寿与公子朔同父母，却感情不睦，其中有诸多原因可考，公子寿仰慕急子，将其视为父兄，相处和睦，自然不会对其太子地位有非分之想，公子朔却狼子野心，妄想卫国王位，双方的政治立场不能一致，或许是亲兄弟失和的原因之一。

 

（一）以恋爱心理学的角度分析

１. 查荣茨－多看效应

　　寿本人忠厚老实，能与性情温和的急子情投意合，一如《红楼梦》中贾宝玉与林黛玉的感情般[13]，急子是公子寿的异母兄弟，自公子寿出生之后，即陪伴他成长，漫长的岁月之中，彼此已累积深厚的感情，一如「多看效应」[14]所述，相处时间越长，情感越发浓烈，使他们紧紧相系，密不可分。

２.恋父情结

　　从佛洛伊德提出的「厄勒克特拉情结」，即「恋父情结」的理论，或可猜想，或许公子寿将急子当成父亲来仰慕。

３.吊桥效应

　　公子寿偏爱孤立无援的急子，这使得宫中所有人的政治利益，都不能与他们二人一致，险恶的宫廷环境之中，即使是母亲与兄弟，也不可相信，急子与公子寿只能相濡以沫，彼此依靠，宛如吊桥上的一对男女，即符合「吊桥效应」的原理[15]。担心急子的安危，害怕失去急子，自己在宫廷中也会变得毫无立足之地，这促使公子寿于关键时刻向急子告密。

４.罗密欧与茱丽叶效应

　　据「罗密欧与茱丽叶效应」[16]所叙，受到阻挡的恋情，往往发展得更加猛烈，本来能继续相濡以沫的急子与公子寿，根据《传》中记载，公子寿被夷姜阻止，既然无法活着相守，只得相继为彼此殉死，据闻淇县仍有二子同葬墓[17]，或许众人见其情笃深厚，故才将其合葬。

 

５.柏拉图式恋爱

 

　　「柏拉图式恋爱」，即「灵魂伴侣」[18]，指出恋爱关系不一定要透过性行为才能维系，一如发生性行为的两者不一定为情侣关系一般，若以肉体关系来限定，则可以称之为同性恋者极少，然据矛锋的《同性恋文学史》[19]的定义，屈原[20]、李延年[21]都是「同性恋者」，屈原是楚国的左徒、三闾大夫，李延年是协律都尉，二者均非男妾、男宠、男妓，因此与君王过从甚密，纯有爱慕之心，而无性交行为的可能性较大。[22]

　　自《传》中虽无法明显看出急子与公子寿是否有过性交，然而他们已符合「柏拉图式恋爱」等，呈上述至少六种恋爱心理学理论的定义，可以说是一对灵魂伴侣，即中国古代习称的「知音」，现代人眼中的「神仙眷侣」；直到明代冯梦龙在书写公子寿把酒为急子送行时，「及行，饮以酒」五字方在其笔下呈现出文学上的时间感，使得《传》中紧凑的剧情得到一些空隙，令应接不暇的读者有喘息的机会。在公子寿已经有了送命觉悟的那一晚，急子被灌醉，互诉衷情以后，二人相拥而歇，或许在后续发生了些什么，我们可以保留想象的空间。

 

（二）自恋爱心理学分析二子情感

　　人生在世，修齐治平，关怀与付出必先从自己的双亲、兄弟姊妹开始，母亲是公子寿的至亲，相较之下，急子与公子寿的血缘联系只有一半，然而，公子寿为了急子，竟然能背叛母亲，这是何等的苦楚与无奈；公子寿愿意替死，而急子为了公子寿，亦愿赴死，史记所言「士为知己者死」不过如是，若二人关系不到一定的程度，或许公子寿只会认为急子愚孝、不懂得变通，晋国太子申生即是为父而死的例子之一，然而公子寿愿意为急子背叛母亲以及亲弟弟，甚至替死，即使是一般的情侣关系，亦不能做到如此极端的付出与牺牲。

　　吴瑞元提到：

 

　　将情欲取向与情欲偏好视为历史上客观存在的事实，是二十世纪才建立起来的知识概念。以往古代描绘爱情与色欲的作品，以现在的观点，虽然可以归类在「情欲历史」的范畴中，但是这些作品未必都具有当代「情欲」、「性欲」的意义，毕竟古代没有像「性取向」、「性偏好」、「异性恋」、「同性恋」等名词。[23]

 

　　古代或许并没有如现代那么强烈的「同性恋观」，性好男色之人可能不觉得自己是同性恋，晋献公同时拥有男宠与女妾亦不感觉自己是双性恋，急子与公子寿之间可能擦出爱情的火花，然而彼此并不自觉，这不代表两人就不拥有爱情、不是一对恋人，正如吴瑞元所说的：「而『同性情欲』（即homosexuality）依据金赛的理论，可以是无涉身份、标签，而是每个人都可拥有或是多少都有牵涉到的普遍特质。」[24]我们不宜以过于偏狭的眼光去筛选，以过分严厉的条件去限定具备某些明确特质的人才可能是同性恋者，甚或前文所提及的兄弟以及知音搭档，都可能已对彼此产生了爱恋情感，如李白[25]杜甫、伯牙子期等人，只要对彼此抱持一种情欲、情感、爱情、恋慕，都可套进这段同性「恋」论述中，矛锋说：「在古希腊，男同性恋被认为是美的象征，是勇敢、忠诚、友爱和深情的标志。[26]」生死相许、肝胆相照，这类暧昧不清的深情，或许是一种男同性恋、柏拉图式恋爱[27]，正如亚历山大与赫菲斯提安一样，不只双方皆无自觉，还以彼此最好的朋友自居，也许本人是双性恋，或有同性恋的倾向，而不自知，正如吴瑞元所说：

 

　　许多男宠不但会被安排异性婚事，并且也像很多古代男性一样，是拥有家庭的一家之主。像是汉朝被列为佞幸者如张放娶皇后侄女为妻，而淳于常的记载，则说他「多蓄妻妾，淫于声色」。潘光旦依据是否有异性婚姻关系，判断出佞幸同性恋的程度，因此有「同性恋意味甚少」者、「同性恋较多」者等四个分类，但是我们仔细评估来看，被他评多或评少的凭据，只在于相关性爱记载的多寡而已。就前述例子来看，我们要有个警觉：我们不能因为「同性关系」的记载较少，就认定古人的「同性偏好」较少。[28]

 

前文已引吴瑞元的话说明古代人无甚同性恋观念，即使从事同性性行为也不认为自己是同性恋，何况是爱慕同性，亦不认为自己是同性恋的，亦大有人在。在中国的传统婚姻结构脉络之下，不允许男子单身无家庭，因此造就了许多隐性同性恋[29]，犹未可知。吴瑞元引《汉书．佞幸传》「认为我国古代文人沈溺男色」[30]此话应属无误。

 

 

三、《东周列国志》对二子同舟的情感呈显

 

　　若言《左传》只是故事的粗略雏形，虽有真情，然碍于描述的简短，无法将诸多背景因素带出，那么《东周列国志》已将整件情事最有可能的面貌补足，诚然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其笔法过于浪漫，然而笔下人物，尤其两位主角，更是有血有泪，极为惹人怜爱，已经达到文学作品应有的张力。冯梦龙写作《情史．情外编》已有相当的同性恋文学写作基础[31]，至于二子同舟的故事在他手上如何推演，引文如下：

 

只因公子寿天性孝友，与急子如同胞一般相爱，每在父母面前，周旋其兄。那急子又温柔敬慎，无有失德，所以宣公未曾显露其意。……那公子朔虽与寿一母所生，贤愚迥然不同；年齿尚幼，天生狡猾，恃其母之得宠，阴蓄死士，心怀非望。不惟憎嫌急子，并亲兄公子寿，也像赘疣一般；只是事有缓急，先除急子要紧。

 

此段解释为何公子寿独独亲近急子，从急子不愿违背君命，及公子寿愿代替急子而死，这两点实际的行动来看，说二人都是性情温和忠厚的仁人君子，并不为过，君子同类相亲，与小人公子朔相斥，纯属正常。

　　《东周列国志》将《左传》「寿子告之，使行。」一段敷衍成文如下：

 

公子寿知其计已成，谏之无益，私下来见急子，告以父亲之计：「此去莘野必由之路，多凶少吉。不如出奔他国，别作良图。」急子曰：「为人子者，以从命为孝。弃父之命，即为逆子。世间岂有无父之国；即欲出奔，将安往哉？」遂束装下舟，毅然就道。公子寿泣劝不从，思想：「吾兄真仁人也！此行若死于盗贼之手，父亲立我为嗣，何以自明？子不可以无父，弟不可以无兄，吾当先兄而行，代他一死，吾兄必然获免。父亲闻吾之死，倘能感悟，慈教两全，落得留名万古。」

 

中国古代大多以父为天、为纲，很少以兄长为最重要的人，然而对于公子寿而言，比起活着孝顺、劝谏父亲，为了急子，他竟更倾向一死，可见得父亲、母亲、公子朔三者都是他最亲近的家人，竟然抵不过一个急子在他心中的地位。

 

　　《东周列国志》于急子经过莘地时，采用《诗经．邶风．二子乘舟》[32]的说法，写二人自水路出发。

 

于是别以一舟载酒，亟往河下，请急子饯别。急子辞以「君命身，不敢逗留。」公子寿乃移樽过舟，满斟以进。未及开言，不觉泪珠堕于杯中。急子忙接而饮之。公子寿曰：「酒已污矣！」急子曰：「正欲饮吾弟之情也。」

公子寿拭泪言曰：「今日此酒，乃吾弟兄永诀之酒。哥哥若鉴小弟之情，多饮几杯。」急子曰：「敢不尽量！」两人泪眼相对，彼此劝酬。公子寿有心留量。急子到手便吞，不觉尽醉，倒于席上，鼾鼾睡去。

 

此段可谓全文中同志之情表现得最为含蓄却也淋漓之处，从双方对饯别酒的态度，可窥探出彼此要是失去对方，都无法独活，一如第二章契可尼效应[33]所叙。不论是公子寿眼睁睁看急子死去，还是急子眼看着寿为他作替死鬼，双方恐怕都终生难以忘却，还可能背负莫大的罪恶感而活。

　　急子没有心机，离别酒虽然伤感，只因公子寿来送别，感君之情意深重，故饮得过量；公子寿则是有心要替他受死，又怕急子难过，才会灌醉他。两人生死分离的前一晚，在红烛尊前，莫不是许多情衷，耳语互诉，除了愿替他死以外，灌醉急子这一举动，可能还出于其他估量。[34]或许他心中深爱急子，却碍于世俗的眼光，不敢表达，眼下又将天人永隔，如杜诗曾言「醉眠秋共被」，两位公子之间，可曾发生过更为亲密之事，若要细想、续写，仍有无限空间。

 

公子寿谓从人曰：「君命不可迟也，我当代往。」即取急子手中白旄，故意建于舟首，用自己仆从相随。嘱咐急子随行人众，好生守候。袖中出一简，付之曰：「俟世子酒醒后，可呈看也。」即命发舟。行近莘野，方欲整车登岸，那些埋伏的死士，望见河中行旌飘，认得白旄，定是急子到来。一声呼哨，如蜂而集。公子寿挺然出喝曰：「吾乃本国卫侯长子，奉使往齐。汝等何人，敢来邀截？」众贼齐声曰：「吾等奉卫侯密旨，来到汝首！」挺刀便砍。从者见势头凶猛，不知来历，一时惊散。可怜寿子引颈受刀，贼党取头，盛于木匣，一齐下船，偃旄而归。

再说急子酒量原浅，一时便醒，不见了公子寿，从人将简缄呈上。急子拆而看之，简上只有八个字云：「弟已代行，兄宜速避。」急子不觉堕泪曰：「弟为我犯难，吾当速往。不然，恐误杀吾弟也！」喜得仆从俱在，就乘了公子寿之舟，催趱舟人速行。真个似电流光绝，鸟逝超群。

 

公子寿有意为急子替死，只为留存急子的性命，珍重之情，可见一斑，这段感情是双向的，不单是公子寿不愿急子死去，急子也怕公子寿为他而死，他即刻赶去救援，若无死的觉悟，便不会说「请杀我乎！」[35]，这段生死之情，由于政治上的无奈，就如《罗密欧与茱丽叶》的结局，最后走向殉情一途。

 

　其夜月明如水，急子心念其弟，目不交睫。注视鹢首之前，望见公子寿之舟，喜曰：「天幸吾弟尚在！」从人禀曰：「此来舟，非去舟也！」急子心疑，教拢船上去。两船相近，楼橹俱明。只见舟中一班贼党，并不见公子寿之面。急子愈疑，乃佯问曰：「主公所命，曾了事否？」众贼听得说出秘密，却认为公子朔差来接应的，乃捧函以对曰：「事已了矣。」急子取函启视，见是公子寿之首，仰天大哭曰：「天乎冤哉！」众贼骇然，问曰：「父杀其子，何故称冤？」急子曰：「我乃真急子也。得罪于父，父命杀我。此吾弟寿也。何罪而杀之？可速断我头，归献父亲，可赎误杀之罪。」贼党中有认得二公子者，于月下细认之曰：「真误矣！」众贼遂将急子斩首，并纳函中。从人亦皆四散。《卫风》有《乘舟》之诗，正咏兄弟争死之事。

 

「急子心念其弟，目不交睫」将《左传》中无法言及的急子将死前的心理挣扎说得很明了，若是公子寿没死，「天幸吾弟尚在！」急子或许还会带着仆从拼斗，以求拯救公子寿脱离贼人，毕竟若是只有自己，虽可一死了之，多了他珍视的公子寿，情况就不可等闲对待了。从公子寿尚存的惊喜，到公子寿已死的失落，想到宫廷中从此无依无靠，身为太子却无权无势，父亲不再是靠山，唯一可信的兄弟已然死亡，心理依靠荡然无存，诸多巨大的心理变化、情绪转变，终于导致急子自暴自弃，引颈就戮，魂归九天，继而与公子寿相会九泉。

 

 

结　论

　　急子与公子寿感人的爱恋，自《左传》的叙述，已使人浮想联翩，加之以冯梦龙在《东周列国志》的精彩铺叙，虽说是冯梦龙的臆想，适当地在历史的留白中填补情感，既不违反历史事实，又能使我们一窥古人在危急一发的当下，是如何在爱、亲情与国家之间苦恼，比起「七分实、三分虚」，或许更加真实，更能看出，随着时代的推演，文本上对于同志情谊的描述可谓越加明晰。

　　《左传》从第一页即是兄弟相残、母子算计，东周是亲情最不可信任的朝代，急子与公子寿的感情，或许不只是兄弟亲情。元好问〈雁丘词〉言：「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此言或可佐以旁证。

　　读者虽讴歌急子与公子寿之间的情谊，犹不知其为同志，本文藉由梳理《左传》，与《东周列国志》对读，并以恋爱心理学、同志理论分析，或许可以为读者、论者，提供一二参考方向。

 

 

征引文献

 

一、古籍

［先秦］作者不明、钱武宗，江灏译注：《尚书》，台北：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1996年11月。

［先秦］作者不明，恭集国父遗墨：《诗经》，黄陂陈启天藏书，陈启夫人赠书。

［先秦］张杰编：《断袖文编　壹──中国古代同性恋史料集成》，天津：天津出版传媒集团，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年一月。

［春秋］左丘明着，杨伯峻编着：《春秋左传注》（修订本）上册，台北市：洪叶文化，2007年九月。

［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廖明春，陈明整理：《尚书正义．虞夏周书》，台北：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民国90年12月。

［明］冯梦龙着，［清］蔡元放编：《东周列国志》（上），香港：中华书局，1985年九月。

［明］熊大木、醉西湖心月主人等撰，侯忠义主编：《明代小说辑刊　第二辑（大宋中兴通俗演义　宜春香质　弁而钗　贪欣误　天凑巧），成都：巴蜀书社，1995年。

［清］张杰编：《断袖文编　贰──中国古代同性恋史料集成》，天津：天津出版传媒集团，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年一月。

［清］张杰编：《断袖文编　参──中国古代同性恋史料集成》，天津：天津出版传媒集团，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年一月。

 

二、近人论著

何春蕤编：《从酷儿空间到教育空间》，台北：麦田出版，2000年四月。

矛锋着：《同性恋文学史》，台北：汉忠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九月。

矛锋着：《人类情感的一面镜子［同性恋文学］》，台北市：笙易有限公司文化事业部，2000年。

许维贤着：《从艳史到性史　同志书写与近现代中国的男性架构》，桃园市：中央大学出版中心，2015年七月。

国立中央大学英文系性／别研究室发行：《性／别研究　第三、四期合刊《酷儿：理论与政治》专号》，1988年九月。

黄心雅着：《从衣柜的裂缝我听见　现代西洋同志文学》，书林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十月。

许佑生着：《当王子遇见王子《认识当代同性恋文化》》，台北市：平安文化有限公司，1997年六月。

周华山着：《同志论》，香港：香港同志研究社，1995年一月。

Eric Marcus着，林贤修译：《当代同性恋历史［美国经验］》，台北市：开心阳光出版有限公司，1997年12月。

郭晓飞着：《中国法视野下的同性恋》，北京市：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年五月。

 

三、期刊论文

吴瑞元：〈古代中国同性情欲历史的研究回顾与几个观点的批评〉，何春蕤编：《从酷儿空间到教育空间》，台北：麦田出版，2000年四月，页159-197。

舒开晴：〈恋爱的12种趣味心理〉，《大家健康》（2013年第十期）页70。

于悦：〈诗意栖居——宝黛爱情的精神内涵〉，《金田》（2014年2期），页79-80。

荀焱：〈灵魂伴侣真的存在吗？〉，《婚姻与家庭（社会纪实版）》（2014年第10期），页39。

 

四、网路资料

〈公子伋和公子寿－淇县之窗〉，qxzc.net/qxmr/a/a2(7).htm

[1] 请参见杨伯峻编着：《春秋左传注》（修订本）上册，台北市：洪叶文化，2007年九月，页145-147。

[2] ［明］冯梦龙着，［清］蔡元放编：《东周列国志》（上），香港：中华书局，1985年九月，页91-97。

[3] 笔者认为以下人物或许有同志情谊，由于原文过长，烦请读者自行阅读，《左传》原文页码标记如下：郑庄公与公叔段之兄弟纠葛（10-15）、郑庄公忌妒虢国，向周平王争宠（页26-27）、郑庄公偏爱子都，子都射杀颍考叔，庄公却只使一百卒诅咒他，而不惩罚他（页76）；鲁隐公对桓公的纵容溺爱（页79-80）、石厚为了州吁背叛父亲，并为了州吁而死（页31-33）；晋太子申生为其父晋献公而死（页295-299）；晋献公与其明文记载之男宠，梁五与东关嬖五（页239）；齐僖公两次欲妻其女与公子忽（页113-114）、齐襄公为公子忽杀子亹，车裂高渠弥（页153）；寺人费袒露其背，齐襄公鞭之，有刺客来袭时，寺人费竟为护主，鬪死于宫中（页175）；鉏麑不忍刺杀赵盾，因而自杀（页658）；管仲、鲍叔牙与齐桓公君臣三人（页176-180）、咎犯赠晋文公璧，文公曰：「所不与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页412）；介之推割腿肉喂晋文公（页419）；秦穆公于晋文公出奔时庇护他，并赠送卫士三千人，随他回国（页415）、曹共公偷看晋文公洗澡（页407）等。《晏子春秋》中亦有抱背之欢的典故，加之以《战国策》中安陵君、龙阳君，《韩非子．说难》所记分桃，《说苑．善说》所收〈越人歌〉子晰与舟子「举绣被而覆之……交欢尽意焉」等（矛锋：《同性恋文学史》页41），同性恋在先秦时期可谓并不少见，甚至相当自然，详见前言说明。

[4] 据清嘉庆年扬州阮元校刻本影印，见张杰编：《断袖文编　壹──中国古代同性恋史料集成》，天津：天津出版传媒集团，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年一月，页3。

[5] 见［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廖明春，陈明整理：《尚书正义．虞夏周书》，台北：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民国90年12月，页244。

[6] 「比：亲昵。」见作者不明、钱武宗，江灏译注：《尚书》，台北：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199611月，页142。

[7] 矛锋：《同性恋文学史》，台北：汉忠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九月。

[8] 见张杰编：《断袖文编》页1752-1753。

[9] 矛锋：《同性恋文学史》，页16。

[10] 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页373。

[11] 同注八，见页659。

[12] 同注一。

[13] 「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是《红楼梦》中最重要的情节，与封建社会现实婚姻的形态不同，二人的恋爱以柏拉图的形式上演。」见于悦：〈诗意栖居——宝黛爱情的精神内涵〉，《金田》（2014年2期），页79-80。

[14] 「对越熟悉的东西越喜欢的现象，心理学上称为『多看效应』。 20世纪60年代，心理学家查荣茨作过这样一个实验：他向参加实验的人出示一些人的照片，让他们观看。有些照片出现了二十几次，有的出现了十几次，而有的则只出现一两次。之后，请看照片的人评价他们对照片的喜爱程度。结果发现，参加实验的人看到某张照片的次数越多，就越喜欢这张照片。他们更喜欢那些看过二十几次的熟悉照片，而不是只看过几次的新鲜照片。也就是说，看的次数增加了喜欢的程度。」出处同注12。

[15] 即吊桥效应，在危险的环境中，若只有一人能依靠，两人便会产生共患难的紧密情感，变得密不可分。如舒开晴所言：「当一个人提心吊胆地走过吊桥的一瞬间，抬头发现了一个异性，这是最容易产生感情的情形，因为在吊桥上提心吊胆引起的心跳加速，会被人误以为是看见了命

中注定的另一半而产生的反应。」请参阅舒开晴：〈恋爱的12种趣味心理〉，《大家健康》（2013年第十期）页70。

[16] 「罗密欧与茱丽叶效应——为什么受阻挠的爱情更坚不可摧？在莎士比亚的经典名剧《罗密欧与茱丽叶》中罗密欧与茱丽叶相爱，但由于双方世仇，他们的爱情遭到了极力阻碍。但压迫并没有使他们分手，反而使他们爱得更深，直到殉情。这样的现象我们叫它『罗密欧与茱丽

叶效应』。所谓『罗密欧与茱丽叶效应』就是当出现干扰恋爱双方爱情关系的外在力量时，恋爱双方的情感反而会加强，恋爱关系也因此更加牢固。」出处同注12。

[17] 「公子急是卫宣公与夷姜的儿子，原来被立为太子，本来是要将来继承王位的。（...）太子张庄村旁，是卫国公子急和他弟弟公子寿的合葬墓，至今仍有三丈多高，十亩多大。」

请参阅：〈公子伋和公子寿－淇县之窗〉，qxzc.net/qxmr/a/a2(7).htm

[18] 「『灵魂伴侣』是以哲学家柏拉图命名的一种精神恋爱，追求心灵沟通，排斥肉欲，也称为柏拉图式爱情，后来更被众多文学作品渲染，定义成男女相恋的最高境界。」见荀焱：〈灵魂伴侣真的存在吗？〉，《婚姻与家庭（社会纪实版）》（2014年第10期），页39。

[19] 矛锋：《同性恋文学史》，台北：汉忠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九月。

[20] 「而中国第一个文学作家、伟大的诗人屈原就是同性恋者。」见矛锋：《同性恋文学史》，页15-16。

[21] 见矛锋：《同性恋文学史》页51。前述邓通、韩嫣、董贤皆「与上共卧起」、「帝幸之」，有隐晦叙述表达双方的性关系，然而李延年与汉武帝之间全然无此叙述。

[22] 「『同性性欲』的事实未必等于『同性间的情爱』，在这样的理解下，历史评价必然存有差异。请看以下叙述：范例一：阮籍〈咏怀诗〉：昔日繁华子，安陵与龙阳，夭夭桃李花，灼灼

有辉光，.....，愿为双飞鸟，比翼共翱翔，丹青着明誓，永世不相忘。（《同

性恋文学史》p.55）在这里，安陵君和龙阳君是《战国策》中，两个与君王相爱的典故。阮籍引用这两个典故，赞美安陵君和龙阳君与他们君王间的爱情。」见何春蕤编：《从酷儿空间到教育空间》，页177。

[23] 见吴瑞元：〈古代中国同性情欲历史的研究回顾与几个观点的批评〉，收录于何春蕤编：《从酷儿空间到教育空间》，台北：麦田出版，2000年四月，页159-197。

[24] 何春蕤编：《从酷儿空间到教育空间》，页183。

[25] 「诗人之间的友谊极易带有同性恋的性质……李白因此也具有同性恋的身分。」矛锋：《同性恋文学史》，页17。

[26] 矛锋：《同性恋文学史》，页10。

[27] 「现代自我认定为「同性恋者」的人，并不一定实践同性性欲。有实践过同性性欲的人，也不能就算是同性恋者。于是，我用「同性性欲实践者」来清楚指涉某些行为者。当然，衍生的还有「同性情欲实践者」（即有情有欲的行为者）、「同性爱情实践者」（有爱，但无关有否性的）。」见吴瑞元：〈古代中国同性情欲历史的研究回顾与几个观点的批评〉，录于何春蕤编：《从酷儿空间到教育空间》，页167。

[28] 同注20，页184

[29] 「『（范例三）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的同性恋者绝大多数是双性恋者，他们既能娶妻生子，又能与同性享龙阳之欢，这与现代禁忌下同性恋者完全丧失对异性的兴趣的状况很不相同。（《同性恋文学史》第 50页）

（范例四）那些蓄男妾的男性，并不是性变态者，同性恋者，只恋同性，不贪女色，而是在妻妾成群的同时，又好男色，蓄男妾，女妾男妾并蓄。（《小妾史》第 73页）』

在范例三与范例四的比较中，我们看到了对于『同性恋者』不同的标定角度。享男色者在范例三中，可以是同性恋者，也同时可以是双性恋者。但在（范例四）中，拥男宠的双性恋人士，就肯定不是「同性恋者」了。研究者不视君王或仕绅为「同性恋者」，大多是考虑这些位居高位者，通常必然有异性恋关系。除非像郑燮明文写自己『多余桃口齿及椒风弄儿之戏』，否则保守的认定，会视拥男宠者为双性恋者。」同注20，页184-185。

[30] 同注20，页180。

[31] 「明代同性恋文学另一个重大的发展是原先散见于经史子集中的同性恋故事、诗文被汇编在一起，具代表性的有冯梦龙的《情史．情外编》……而同性恋作为人的一种情感，也就进入作家的文学视野。在《情史．情外编》篇末，他以批语的方式对同性恋进行初步的理论总结：『情史氏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破舌破老，戒于二美。内宠外宠，辛伯谂之。男女并称，所由来矣。』」见矛锋：《同性恋文学史》，页86。

《逸周书‧武称》：「美男破老，美女破舌。」《战国策‧秦策一》：「美女破舌。」鲍彪注：「破，坏其事。舌，指谏臣。」即美女或美男皆会使得君王沉迷美色、不听谏言之意，晋献公亦曾听荀息建议，献美男给虞君，轻易攻下虞国。内外宠，前已引杨伯峻语论述，见本文第四页。

[32] 「二子乘舟，泛泛其景。愿言思子，中心养养。二子乘舟，泛泛其逝。愿言思子，不瑕有害。」见恭集国父遗墨：《诗经》，黄陂陈启天藏书，陈启夫人赠书，页22。

[33] 即初恋效应，请参阅本文第六页。

[34] 详见本文第十页所言，本文此处言辞上的互动最为暧昧，急子酒醉以后，公子寿仍清醒，若其有意与急子发生性行为，此时或许最有机会成功。

[35] 参见杨伯峻编着，《春秋左传注》（修订本）上册，台北市：洪叶文化，1993，页146。